走在青阳的街道上，任何人都能感受到一种与大夏王朝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崭新的气息。
时离废除了旧的县衙体系，成立了“青阳县启明共治议会”，简称“共治议会”。
他亲自担任主任，石大山担任军事部长。
共治议会成员则从启明会的核心骨干，以及在攻城和公审中表现积极、有威望、有能力的本地贫苦百姓、开明知识分子中选拔产生。
共治议会下设民政、财政、农务、宣传、教育、治安等部门，一个崭新的政权雏形开始运转。
原先那座象征着威严与压迫的县衙，如今门楣上悬挂起了崭新的“青阳县启明共治议会”的木牌。
牌子是新漆的，字迹或许不算顶尖，却透着一股朴拙而坚定的力量。
衙门的大门不再是紧闭着，而是敞开着，普通百姓若有事务或冤屈，都可以首接走进去，找到相应的部门反映情况。
最大的变化，在于“称谓”和“礼仪”。
时离以共治议会的名义，颁布了第一号令：废除一切带有等级色彩的称呼和礼仪！
“大人”、“老爷”、“小的”、“贱民”……这些千百年来如同枷锁般束缚着人们思想和尊严的称谓，被彻底废除。
取而代之的，是时离倡导的“同志”——这个来自他前世、象征着志同道合、共同奋斗的词语，或者更简单的“某某职务”、“某某师傅”、“某某兄弟，姐妹”。
刚开始，许多百姓还很不习惯。
见到时离或者共治议会的委员们，下意识就要磕头下跪，口称“青天大老爷”。
每当这时，时离或其他人都会立刻上前，亲手将他们扶起，温和而坚定地告诉他们：“老乡，使不得！我们启明会来了，就是为了砸碎这些旧规矩！咱们都是革命同志，是平等的兄弟姐妹，以后再不兴磕头下跪这一套了！”
一次，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农，因为感激启明会分给了他土地，激动得非要给时离磕头谢恩，时离怎么劝都不行。*r·a+n′t?x￠t../c¨o¨m￠
最后，时离索性也“扑通”一声跪在了老农面前，说道：“老人家，您若非要跪，时离就陪您一起跪！您是种地的行家，是养活了我们的衣食父母，我时离也该给您磕头！”
这一下，反倒把老农吓坏了，也让周围的百姓彻底明白了时离的决心。
自此以后，磕头下跪的陋习，在青阳地界上迅速绝迹。人们相遇，或拱手，或点头，或首接称呼，彼此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平等、亲近。
共治议会的会议也与旧衙门完全不同。
不再是县太爷一言堂，而是委员们围坐在一起，共同商议决策。
时离虽然是主任，拥有最终决定权，但他总是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哪怕是来自最基层的农民代表，只要言之有理，他都会认真倾听，甚至会因为一个好建议而当众表扬。
石大山等军方代表，王夫子等知识分子代表，还有妇女代表、工匠代表……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第一次有机会坐在一起，共同为青阳的未来出谋划策。这种民主的气氛，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参与热情和责任感。
稳定民生是头等大事。开仓放粮的盛况，青阳百姓至今津津乐道。那不仅仅是分到了救命粮，更是分到了一份尊严和希望。
共治议会还迅速组织人手，修复被战火破坏的民居，清理街道垃圾，疏通堵塞的沟渠。
最让百姓拍手称快的是，共治议会当众烧毁了旧县衙存档的所有苛捐杂税的账簿，以及从地主恶霸家抄出的各种高利贷契约、卖身契、土地租赁契！
当那些象征着剥削与枷锁的纸张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时，广场上再次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欢呼！
这意味着，压在他们身上几代人的沉重负担，被彻底清除了！
“真是想不到啊！活了大半辈子，还能有不交皇粮国税、不还驴打滚利息的日子！”一位老佃农看着燃烧的契约，老泪纵横。
“是啊！多亏了时会长！多亏了启明会！这才是咱们穷苦人自己的队伍啊！”旁边的人纷纷附和。′x-i\n_t/i·a!n~x`i?x_s-..c_o!m?
土地改革的初步推行，更是将民心彻底揽入怀中。
虽然目前只分配了没收的官田和恶霸田产，但对于那些世代无地、只能靠租种为生的贫苦农民来说，拿到由共治议会统一印制、盖章的简易土地证，那种激动和感恩是难以言喻的。
“看看！这是俺的田！俺老李家祖祖辈辈，头一回有了自己的地！”
一个中年汉子，小心翼翼地将那张粗糙的土地证贴身藏好，然后跑到分给他的那块地里，激动地抓起一把泥土，放在鼻子下使劲地闻，仿佛那是世间最香甜的气味。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也为了培养集体精神，时离还倡导成立了“农垦互助组”。
几户分到土地的农民自愿组合起来，农忙时节互相帮助，共享耕牛，大部分耕牛也是从地主家没收充公后，由互助组统一调配使用。
这种方式，不仅解决了部分农户劳动力或农具不足的问题，也让大家在共同劳动中增进了感情，体会到了团结的力量。
除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变革，社会风气也在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时离明令禁止了赌博、娼妓等旧社会的毒瘤。
对于那些被迫沦落风尘的女子，共治议会给予了帮助，愿意从良的，安排学习技能，介绍工作；对于那些开设赌场、逼良为娼的恶徒，则予以严厉打击。
在共治议会举办的各种集会和学习班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不施脂粉、行动自如的年轻女性的身影。
她们的眼神中，不再是过去的怯懦和顺从，而是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好奇与向往。
识字班和夜校如雨后春笋般在城内外的各处开办起来。
负责此事的，正是被时离任命为“青阳县教育部长”兼“启明第一小学校长”的王夫子。
这位饱读诗书的老秀才，在经历了思想的剧烈挣扎和时离多次深入的谈心以及“道之声”的循循善诱后，终于抛弃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陈腐观念，认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性。
他亲自参与编写适合普通百姓学习的简化识字课本，内容不再是之乎者也，而是结合了启明会的口号、政策，以及日常生产生活的常用字词。
他还动员了城里几个愿意为新政权服务的落魄文人，以及一些粗通文墨的启明军士兵，担任义务教员。
时离也常常会亲自到各个学习班去视察，甚至亲自拿起用石灰块代替的粉笔，教大家写字、唱歌。
他讲课的方式生动有趣，深入浅出，再配合“道之声”的加持，使得学习效果事半功倍。
教室里，坐满了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有白发苍苍的老者，颤抖着手，一笔一划地学写自己的名字；
有正当壮年的汉子，白天辛苦劳作，晚上依旧精神抖擞地来学习算术，希望能管好互助组的账目；
有好奇心旺盛的孩童，瞪大了眼睛，跟着老师高声朗读“劳动最光荣”；
还有不少年轻的媳妇、姑娘，她们红着脸，却又无比认真地听讲，渴望着能和男人一样识字明理。
整个青阳，都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之中。
文化，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开始向最底层的人民敞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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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的劳动改造营，也呈现出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景象。
这里没有旧式监狱的阴森恐怖，只有严格的纪律和繁重的劳动。
被判改造的旧官吏、地主、恶霸爪牙们，脱下了绫罗绸缎，换上了统一的粗布囚服，每天在启明军的监督下，从事着修路、挖河、挑粪、种地等各种体力劳动。
起初，许多人叫苦连天，怨声载道，甚至有人试图逃跑或消极怠工。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启明会的管理方式与众不同。这里虽然劳动强度大，但管饭，生病了有人给治，晚上还有学习班。
更让他们感到“难受”又无法抗拒的，是时离定期的“思想教育课”。
时离每次来讲课，都不是声色俱厉地训斥，而是平静地、深刻地剖析他们过去的罪行对人民造成的伤害，分析他们之所以作恶的社会根源，然后用“道之声”的力量，引导他们反思，唤醒他们内心深处哪怕只有一丝的良知和愧疚。
“你们过去作威作福，不劳而获，可曾想过，你们吃的每一粒米，穿的每一寸布，都凝聚着农民兄弟多少汗水？
你们欺压百姓，草菅人命，可曾想过，他们也是爹娘生养，也有妻儿老小？”
“你们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作恶是理所当然？
那是因为旧制度给了你们这样的错觉！
现在，旧制度被我们打破了！
在新社会，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堂堂正正做人，才能赢得尊重！”
“劳动改造，不是为了折磨你们，而是给你们一个赎罪的机会！
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用你们的汗水，去弥补你们过去的罪恶！
用你们的劳动，去为建设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新青阳，贡献一份力量！”
时离的话语，如同温水煮青蛙，一点点渗透进这些人的内心。
再结合繁重的体力劳动带来的切身体验，以及看到青阳城一天天发生的积极变化，一些人的思想开始松动了。
一个曾经的账房先生，因为帮地主做假账、盘剥佃户而被判改造。
起初他百般不情愿，认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
但在劳动中，他亲眼看到那些分到土地的农民是如何欢欣鼓舞，如何在自己的土地上挥洒汗水；
在时离的课堂上，他听到了关于“剩余价值”的简单解释。
某天晚上，他辗转反侧，一夜未眠。
第二天，他主动找到了管理者，坦白了自己过去更多的罪行，并表示愿意用自己的算术知识，帮助管理改造营的物资账目，将功赎罪。
类似的变化，在改造营中不断发生。
虽然冥顽不灵者依然存在，但“劳动改造”这把熔炉，己经开始显现出它改造人、塑造人的强大威力。
就这样，短短数月之间，青阳县在启明会的领导下，政治清明，经济复苏，社会安定，文化勃兴，军民一心，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这片刚刚经历了战火与苦难的土地，如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成为了大夏王朝这具腐朽僵化的躯体上，一个耀眼夺目、令所有旧势力胆寒心惊的“异类”！
而这股被时离点燃并精心培育的“赤色新风”，正积蓄着力量，准备席卷更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