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突然意识到，这一次的事情几乎可以摧毁了他所获得的一切。如果不是自已最终处置得当，利用司马德宗为挡箭牌及时的止损的话，那么情况会变得极为糟糕。在李徽正式将矛头指向自已之前，自已堵住了他的嘴，让他没能名正言顺的进行下一步的进攻。这当真让人捏了一把汗。
庆幸之余，桓玄也感受到了彻骨之痛。此次事件对自已的打击很大。这种打击包括两方面，一则是自已损失了最重要的左膀右臂。卞范之和桓谦的死无异于斩断了自已的臂膀，带来的痛苦和损失无可估量。
卞范之是多年以来的谋主，为自已出谋划策尽心尽力之人，自已居然昏了头，为王绪所鼓动，让王绪杀了他。事后想起来，桓玄心中的悔恨难以言表，恨不得捅自已几刀才好。虽然卞范之确实有些不尊重自已，而且越来越对自已有掌控之心，但他绝对是为了自已着想，想要助自已完成大业的。他的意见虽然时常不合自已的心意，但总是那么切中要害，事后证明是最优的谋划。而自已却因为这些小小的不满便杀了他，简直太蠢了。
桓玄都不敢相信，自已居然变成了这般愚蠢狂妄无知之人。那不符合他对自已的自我评价，他本觉得自已是个贤明豁达心胸广阔之人，是超越了自已的阿爷以及什么王导谢安之流的，是能干出大事业的人。可现在自已却变成了个愚蠢自大之人。这当真令桓玄感觉到极为痛苦。
虽然杀了王绪，桓玄却明白，卞范之的死，对自已将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桓谦的死也让桓玄痛心不已。可以说，桓谦的死便是自已愚蠢自大导致的。桓谦是极少数不断的提醒自已不要轻举妄动，要好好的训练兵马，增强武备之后才可行动的人。自已当时昏了头，根本听不进他的话。
这么多年来，桓谦率领的水军所向披靡，荆州水军无敌于天下，这让桓玄有了一种错觉。桓谦的死，与其说是战败而死，不如说是因为自已的愚蠢让他送了命。
桓谦是自已跳崖而死的，这一点在放归的亲卫口中得到了证明。而让桓玄扎心的是，亲卫禀报说，当时李徽并无杀桓谦之意，表示会放桓谦离开，不会为难他。是桓谦自已纵身一跃跳崖而死的，表现的甚为决绝。
桓玄有些不明白为何桓谦会这么做。自已虽然给了他压力，但难道自已还会真的因为他战败而处置他不成？他是自已的堂兄，又是自已倚重的人，也不是那种承受不住压力的人，为何会这般抉择？
桓玄想了很久，后来他似乎明白了桓谦为什么这么做。桓谦何等骄傲之人，率领的水军战绩辉煌。他并非不能接受失败，他只是不能接受连续的羞辱，这对他的自信和骄傲是毁灭性的打击。
枞阳之战，他也是被李徽放归的。到了京口之战，水战败北，陆战败北，守城战本来是占据优势的战斗，最终他却不得不主动出击，落得大败的下场。桓谦应该是心灰意冷而且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屈辱，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
如桓谦这样领军之将，他的内心是极为骄傲自信的。当这种骄傲自信被粉碎之后，一切便崩塌了。李徽所谓的大度，在桓谦看来就是一种羞辱。而一想到今后面对李徽的时候永远低他一头，欠他人情，且难以取胜的时候，桓谦定然心态完全崩溃，只能选择自毁这条路了。
除了心理上的因素，桓谦或许也是对自已失望了。曾几何时，在作战会议上，桓谦是很喜欢主动献计献策，积极性很高。但后来，他逐渐沉默。在枞阳之战后，他便不太愿意多言了。特别是在提出了几次建议无果之后，桓谦很明显变得缄默了。
桓玄认为，这可能是桓谦对自已的决策不满，但又无法改变而产生的变化。确实，自已确实没有在意其他人的感受，太过自以为是了。
桓玄其实是个颇为聪慧之人，也颇有智谋。否则他也不会将连续灭了殷仲堪和杨佺期这两个颇有实力的西北之霸。他只是入京之后昏了头，到处都是歌功颂德之声，年纪轻轻便掌握了大晋权柄，所以飘飘然不知所以。又欲望迅速膨胀，急于想达成自已的目的，急于想解决李徽这个劲敌而犯下了急功近利狂妄自大的错误。
此番事件之后，桓玄就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冰水，一下子清醒了过来。他做了深刻的总结和思考，对自已的所为做了深刻的反思。对眼下的局势有了清醒的认识。
如今自已不当痛失左膀右臂，失去了卞范之和桓谦这样得力之人，又经历了京口水陆战事的惨败。不仅仅在实力上受损，更重要的是在威望上的损害及其严重。朝廷之中明显出现了一些反常的现象，一些暗中的逆流正在汇聚，有些人眼中的轻慢和不屑已经掩藏不住。这便是威望受损带来的后果。
痛定思痛，桓玄知道自已必须要重新规划一些事情，重新恢复自已对朝廷的绝对控制。
他认为，要从两方面解决这个问题。其一便是军事上的失败需要扭转，重新树立军事上的威慑力。当然，不能去进攻李徽，因为那是一块铁板，自已已经试过了，除非想要破釜沉舟的一战，否则还是不去惹东府军为好。
好在李徽接受了圣旨，并没有下一步的动作。目前看来，他似乎是不敢承担抗旨的名声的，只是想霸占京口，拖延不走。既然如此，倒也不必惹他。自已目前也需要时间去调整，不能再急于求成了。只要李徽对皇权还有敬畏之心，那么将司马德宗抓在手里，便可维持现状。
故而要树立军事上的权威，必须要找些软柿子来捏一捏。
在思虑之后，桓玄将目标锁定在了豫章郡的刘裕，以及目前在南阳郡颇为活跃的殷仲堪之子殷旷之，还有在梁州作乱的巴獠身上。
之前桓玄并没有太在意这三股势力，只是想集中力量先对付徐州李徽。毕竟李徽是头号心腹大患，其余三股势力其实都不足为虑。但李徽这块硬骨头目前是啃不动了，那便退而求其次，先解决这些后方割据作乱之徒。
这么做也是有极大的意义的，可以挽回军事上的失败，对冲京口之败带来的影响。这就好像当年桓玄的父亲桓温所做的那般，在坊头大败之后，桓温为了挽回失败带来的影响，立刻率军去攻寿春，将袁真攻灭。将豫州地盘和兵马攫取入囊中。既震慑了大晋上下，展现了武力，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地盘和兵马。
桓玄这么做，和桓温当年的决定一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攻灭这些割据反叛势力更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
刘裕在豫章最近闹腾的厉害，豫章郡左近的临川郡等十几个郡县都为刘裕所据。江州中部之地已经都为刘裕所有，所辖人口数十万之众。
那刘裕还占据了鄱阳湖水面，数十艘水军战船时常滋扰鄱阳湖北侧的寻阳一带。这厮煽动江州百姓，四处诋毁荆州兵马，说什么桓氏篡逆，挟天子以令天下，迟早篡位谋国，他要为大晋铲除野心之贼云云。
关键是，刘裕占据江州中部，控制鄱阳湖水道，给桓玄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荆梁益三州乃是桓玄的后盾，桓氏在此根基颇稳，也是荆州军钱粮人力物资供应的主要来源。但是西北距建康太远，兵马物资供应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通过大江水道自然是最为快捷的办法，但是李徽的兵马控制了江淮水道，之前达成协议，倒是可以畅通无阻。但是现在京口之战后，双方事实上已经是敌对状态，东府军随时会截断水道，让在京城的荆州兵马难以得到荆州和西北方向的支援。
对桓玄而言，这是极大危机。既然暂时不打算再攻李徽，则必须要找到一个替代的路线。实际上，大江以南的陆路，穿过江州中部官道运输物资粮草和兵马的补充也是可行的。这样便可以避免大江水道被截断的风险。
而刘裕则正好卡住了江州中部，控制了鄱阳湖，好死不死的成为截断路上通道的一股势力。对于桓玄而言，刘裕那点兵马其实不值一提，他只是之前的目标不在刘裕身上罢了。但现在，解决刘裕就成了既打通陆上通道，利于物资粮草兵马从西北运抵京城的最佳方案，也同时成了军事上立威的必然选择。
至于南阳的殷旷之和梁州作乱的巴獠部落，那不过是为了更好的平复荆州和梁州的局势，解决这些令人作痒的疥癣之疾罢了。
以上是军事方面的考虑，挽回军威，打通通道，为之后做准备。另一方面，桓玄要解决的便是朝中那些沉渣泛起的反对之声，以及一些妄图借司马德宗的名义抱团和自已作对之人。
桓玄认为，必须要严厉的惩罚朝中这些想要挣脱自已的掌控，觉得局面有变，可以和自已掰掰手腕之人。特别是司马德宗和他身后的一些人，要将这些人全部扫除清理，将司马德宗牢牢的掌控在手中。
除了铲除这些异已立威之外，掌控司马德宗便是掌控住大晋朝廷。这对于李徽也是一种牵制。桓玄此刻最担心的便是司马德宗跟李徽搞到一起，偷偷给李徽下个诏书什么的，让李徽率军进攻京城，并且赋予他皇命。那样的话，李徽便可肆无忌惮的进攻了。
必须杜绝这种可能，那便要将朝廷再一次的整肃，将一些人铲除。要将司马德宗软禁起来，不许他见到任何人，彻底的杜绝司马德宗和其他人接触的可能。
在经过长达半个月的思索之后，桓玄确定了这个计划，他首先开始了他的大清洗行动。
正月二十之夜，桓伟率领一万中军兵马全城发动，一夜之间抓捕了四十多名朝中军政官员和京城大族。并封锁了皇宫，撤换了所有司马德宗身边之人。
清晨时分，桓玄召集朝会，宣读了司马德宗的圣旨。圣旨之中，将被抓捕的四十余名朝中官员和京城大族一律归为司马道子遗毒同党。以王绪之前策划诱杀周澈之事作为殷鉴，表示要彻底清除司马道子遗毒同党，以免再一次发生阴谋策划挑拨离间诱发大晋内斗之事。要严惩所有被抓捕的这些人和他们的亲眷。
所有人都噤若寒蝉，在桓玄询问他们有无反对意见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说话。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这是桓玄一手策划的大清洗行动。圣旨不过是个幌子，陛下都没有出席这次朝会，这圣旨显然是矫诏行为。
那些被抓捕的人之中，有一部分还是对桓玄溜须拍马极尽谄媚之人。所有人都没有任何的实际证据和不轨的行为，只是完全凭借桓玄的臆断便将他们全部缉拿。
没有任何的审判程序，很快，桓玄便宣布将这四十余族近三百人全部斩首示众。正月二十二上午，在朱雀大街街口的寒风之中，这三百余人无论男女老幼全部被当街斩首。其中最小的孩童尚在襁褓之中，也被行刑的刀斧手一砍两半。
此举也打破了之前不杀幼童的先例，即便是胡族当年侵入中原之时，也不会对襁褓中的婴儿下手。
那日，朱雀大街十字街口的石板路上满是鲜血，在寒风中冻结成紫红的冰块。其中多日，原本热闹非常的朱雀大街街口位置都空荡荡的，没有人愿意从这里经过，因为当日被斩首时，那些妇孺孩童老者嚎哭的声音似乎久久不散，夜晚甚至都能听到他们鬼魂的哭泣之声。
这一次大清洗震慑朝廷上下所有人，他们一个个安静如鸡，没人敢说半句话。他们知道这些人当中许多人都是无辜的，或许只是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动作便上了桓玄的清洗名单。所以，在面对桓玄的时候，一个个极为谨慎小心，生恐说错半句，生恐招致桓玄的不满。
桓玄对这样的结果很满意。他就是要制造这种恐怖笼罩的效果，让这帮人不敢有任何的擅动。他知道这帮人心中的不满，但只要他们表面乖乖的服从，暗地里也不敢做对自已不利的事情，那便足够了。这种时候，桓玄甚至无需他们的忠诚，只需要他们对自已的恐惧。
那些被杀的人，桓玄也确实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只是一些臆断和印象便铲除了他们。这么做确实会让一些大族对自已寒心，但桓玄也顾不得这些了。他必须完全的掌控一切，以令朝廷上下都随自已的意愿行事。
这些还不够。桓玄又逼着司马德宗下旨，让司马德宗自称身体有恙，今后不再上朝，也不再接见任何朝臣的觐见。朝会由楚王召集定议，朝中事务由楚王全权处置。圣旨说，他完全相信楚王，不遵楚王之命，便是不遵皇帝之命云云。
这种把戏，人人心里都明白，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戳穿。
二月中，在朝中局面稍稍趋稳之后，桓玄开始了他的第二步计划。那便是宣布剿灭刘裕等割据势力的行动。他命桓嗣领军五万，进军豫章。命江州刺史桓石生率领水军一万战船八十艘进入鄱阳湖协同作战。
与此同时，又命荆州别驾、振威将军桓石康从江陵率军北上，会同襄阳兵马组成三万剿贼兵马进攻南阳殷旷之。同时命梁益二州刺史郭诠全力清缴梁州巴獠势力，形成全面清缴之态，避免他们形成联动。
二月底，桓嗣率领五万大军经由寻阳南下，会同桓石生率领的水军逼近豫章。大战一触即发。
……
豫章城中，一片兵马忙乱的情形。城中军衙大堂上，刘裕正同诸葛长民和刘毅等人商议守城之策。
其实对于桓玄的出兵围剿，刘裕早就有心理上的准备。当日他金蝉脱壳，利用了刘牢之的信任和高雅之的愚蠢，将他们当成炮灰成功脱逃之后，刘裕便知道桓玄的兵马有朝一日肯定会来。
不过刘裕并没有料到局势的发展。当初他的估算是，桓玄的兵马和李徽的兵马在枞阳对峙，双方实力相当，必然拼个你死我活，根本无瑕去管自已。在李徽之后，还有司马道子在京城，自已有充足的时间发展。桓玄就算能够成功，腾出手来恐怕也要三年五载了。更何况他未必能够成功。
确实，一开始的局面如他所料，这也是他能够逃往豫章，而桓玄没有派兵穷追攻击豫章的原因。桓玄要面对的是李徽的兵马，更有进攻京城解决司马道子的压力。
但枞阳之战很快结束，李徽和桓玄没有死磕，只是交战了两场便达成了协议，这是让刘裕感到很不高兴的。他知道东府军的实力，李徽要是发了狠，桓玄恐怕要吃大亏。可惜李徽狡诈，不肯耗费实力。他那样的人唯利是图，怎肯和桓玄死磕。
桓玄进攻京城的战斗如此短暂，也出乎刘裕的意料。没想到司马道子如此不堪，才短短数月便被攻破京城。这个废物实在是不堪一击。
从那时候起，刘裕便加快了备战的步伐。因为他知道桓玄怎肯让自已在豫章逍遥。不过，刘裕知道，桓玄入京之后，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他这一路攻入京城的目的很明显，他首先得掌控朝廷局势。而且，在他掌控了局势之后，会不会先和李徽翻脸呢？一切都难以预料，变数很多，自已要做的便是不断的招兵买马整军备战，扩大地盘，影响周边郡县，让自已更有回旋的余地。
这期间，刘裕做了几件事，让他的实力在短时间内有了快速的增长。这些事虽然有些不择手段，但对刘裕而言，能够快速的扩充实力，抵挡一定会到来的围剿，那才是首要之事。而什么阴谋，什么道义，只要对自已有利，那是百无禁忌的。